一、坎珀当：一场兵变之后的海战
1797年10月11日，北海。经过数月的封锁、等待和巡弋，英国皇家海军终于有机会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主力舰队决战。两支舰队在海上接近。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试图突破荷兰战列线。双方以炮火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近距离战斗。
与当时法国和西班牙海军较为重视攻击敌舰桅杆、帆索的战术不同，荷兰炮手更多地采用了与英国皇家海军相似的射击方式：集中炮火攻击敌舰船体，力图直接杀伤人员、摧毁炮位，使敌舰丧失还击能力。这种战术使战斗变得格外残酷。
激战数小时之后，荷兰人的抵抗终于被压倒。双方炮火密度、舰员疲劳和军舰损伤的差异逐渐显现，荷兰舰队被迫投降。参战的7,157名荷兰人员中，约520人死亡，620人负伤；英国方面则有228人死亡、812人负伤。荷兰舰队大部分军舰受到严重损坏，其中数艘最终沉没。以参战人数与伤亡比例衡量，坎珀当海战是1666年四日海战以来荷兰海军最惨烈的海上交战之一。
这场战斗是英国海军史上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然而对于1797年的英国海军，它原本并不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争。
在坎珀当海战爆发之前，皇家海军刚刚经历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变。
四个月前，英国本土舰队的数万名水兵曾经集体拒绝服从命令，使本土舰队一度失去正常行动能力。水兵选举代表，组织委员会，宣布自己的要求，并在军舰上升起象征反抗的红旗。在诺尔锚地，一部分兵变者甚至宣布建立一座由水兵管理的“浮动共和国”。这场运动最终遭到镇压。至少26名水兵被处决，17人被判处苦役，另有多人遭到鞭刑、监禁或流放。诺尔兵变的领袖理查德·帕克被送上了绞刑架。
当邓肯将军率领舰队迎战荷兰人时，他的军官们仍然无法确定：刚刚经历反抗与镇压的水兵，究竟会不会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荷兰一方的情况同样复杂。
1795年荷兰革命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以后，荷兰海军便不断受到水兵抗命、逃亡和暴力兵变的困扰。1796年，一支前往南非的荷兰舰队在萨尔达尼亚湾遭到英国海陆军包围，舰员内部出现广泛叛乱，舰队纪律迅速瓦解，最终荷兰指挥官不得不决定投降。约1,800名荷兰军人与水兵中，绝大多数人员加入英军或转入英国控制下的水手劳动市场。
在坎珀当海战的英国舰队中，实际上有一些水手曾经参加过荷兰海军的兵变。与此同时，1797年英国兵变失败以后，也有一批英国水兵逃亡海外。部分逃亡者经由欧洲大陆进入荷兰，还有一些加入法国私掠船。法国政府向其中一批人颁发了私掠许可证；他们把自己的船命名为“帕克主席号”（Le Président-Parker），纪念不久前被处决的诺尔兵变领袖、他们选举出的委员会主席。
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象出现了：在1797年的北海，英国与荷兰的水兵正在进行一场惨烈的战斗，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前曾经在对方的舰队服役，参加过与对方相似的兵变，甚至与敌国的反抗者存在直接联系。
舰尾甲板上，海军军官以国家、国王或共和国的名义发号施令；下层甲板上，普通水兵却可能拥有跨越国界的共同经历。他们在战场上互相射杀，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处于同一场社会冲突之中。
这正是18世纪最后十余年欧洲海军所面临的悖论。
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战争初期，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舰队同时卷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水兵反抗浪潮。1790年代至19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三国海军至少发生了150次单舰兵变，以及约六次涉及整个舰队的大规模兵变。每次舰队级兵变可能持续数日到数月，参与者从数千人到数万人不等。
据历史学家尼克拉斯·弗里克曼估计，在当时英、法、荷三国合计约450艘军舰、20万名舰员之中，约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舰艇曾经发生或参加至少一次兵变。某些军舰经历了多次反抗，部分水兵则先后在不同国家的舰队中参加兵变。到1790年代末，三国海军的下层甲板上可能已有多达10万名具有兵变经验的水兵。
如果只按照国家分别叙述，法国兵变似乎是大革命的产物，英国兵变是工资和服役条件引发的军事危机，荷兰兵变则是共和国政治不稳定的结果。但当这些事件被放在同一张大西洋地图上时，另一幅图景便逐渐浮现：在国与国的战争之下，一场跨越海军、国家与殖民地的水兵反抗运动正在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大西洋不仅是帝国争夺海权的战场，也是另一个常常被遗忘的革命舞台。
二、兵变的源头：18世纪海军的劳动秩序
要理解1790年代的兵变浪潮，必须首先了解18世纪欧洲军舰内部的秩序。
那个时代的战列舰是国家军事权力最壮观的象征。高大的桅杆、密集的炮门、复杂的帆索，以及由数百乃至上千人共同操作的庞大船体，展示着欧洲国家不断增长的财政与行政能力。然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个高度封闭、充满暴力和严格等级区分的微观社会。
在大型军舰上，指挥权集中于舰长和军官。军官负责航行、战斗、纪律与日常管理，普通水兵则承担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他们操作帆具、操纵舰炮、搬运物资、维修船体、维持清洁，并在战斗中直接面对敌人的炮火。
为了有效指挥和控制水兵，军事组织赋予军官广泛的惩罚权。鞭刑是最常见的纪律措施。一些舰队还使用更为残酷的处罚，例如拖龙骨、夹道鞭打，以及将受罚者押送至其他军舰接受连续鞭刑。这既是为了维持舰艇秩序，也是向所有人公开展示权威。
对于普通水手而言，军舰上的生活意味着长期与陆地社会隔绝。水兵不仅无法轻易离开舰艇，甚至连短暂登岸也往往受到严格限制。舰长担心一旦允许水兵自由上岸，他们便可能逃亡，因此宁愿让数百名人员在狭窄、潮湿的船舱中连续生活数月。长时间劳动、劣质给养、疾病、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频繁的体罚，使舰艇成为一种极端特殊的劳动场所。
然而，水手并非没有博弈的筹码。
海军高度依赖普通水兵的专业技能。即使最优秀的军官，也无法在没有熟练舰员配合的情况下驾驶军舰或进行炮战。水兵熟悉帆索和舰炮，知道军舰的实际工作如何完成，也知道哪些军官真正具有航海能力，哪些人只是凭借身份或关系获得职位。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国和法国海军都存在某种非正式的冲突调节渠道。水兵可以通过非法集会、集体请愿、拒绝执行特定命令，甚至短暂骚乱，迫使军官重视他们的不满。经验丰富的舰长有时会把此类事件视为释放下层甲板积累的压力的途径：在有限度地解决具体争端之后，再严厉惩罚少数带头者，就可以既释放压力，又重新确认纪律和等级关系。
在正规海军之外，船员和领导层的关系往往更加平等。例如，某些民间合伙的远航建立在相对合作的基础上，船员共同承担风险，并在航线、收益与领导权方面保留有限的发言权。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部分海盗团体，更把这些原则发展为明确制度。他们可以选举船长，限制其权力，制定分配战利品的规则，并通过集体决定解决内部争端。虽然海盗船也存在暴力、胁迫和不平等，但对于后来的海军水兵来说，它们提供了一种现实存在过的替代性秩序。这种传统并没有连续、统一的传承，却作为水手文化的一部分长期存在。
1775年，利物浦水手举行大规模反抗，甚至悬挂红旗炮击城市商业交易所。这说明，海上劳动者的激烈集体斗争并不是法国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18世纪末的战争规模和政治环境。
欧洲国家的海军军备竞争不断加剧，正规舰队日益庞大，需要动员的水兵数量迅速增长。海军征募体系必须从商船、渔船、港口劳动者乃至陆地居民中寻找更多人员。战争同时扰乱商业航运，使越来越多人在失业、强制服役和经济压力之下进入军舰。
当这些人被集中到庞大的木质战舰上时，他们不仅带来了不同的职业经验，也带来了不同的政治观念。
18世纪后期，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美国独立战争提出了关于自由和政治代表的新主张；法国大革命则将人民主权、自然权利与公民平等推向欧洲政治中心。这些观念逐渐登上了军舰。
过去，水兵也许只是反对一个残暴的舰长，或者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现在，他们开始能够使用一套新的语言解释自己的要求：谁赋予军官权力？水兵是否已经同意现有的服役条件？如果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军舰上的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舰艇内部长期存在的劳资冲突和权威争端，开始发生政治性质的变化。
三、法国海军：水手畅谈人民主权
1789年以前，法国皇家海军在内部秩序方面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不稳定。
历史学家阿兰·卡邦图对18世纪法国水手社会的研究表明，在1706年至1789年之间，私掠船发生抗命的频率约为正规军舰的五倍，商船的约四倍半，渔船的两倍多。
但1789年以后，这一状况发生了逆转。法国民用及半军事性质的船只上，抗命现象显著减少，而王家海军军舰上的集体反抗却突然从偶发事件变成普遍现象。
变化首先发生在港口城市。
土伦和布雷斯特既是法国海军的主要基地，也是具有复杂政治生活的城市。海军造船厂工人、码头劳动者、商人、船员和城市居民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王家海军行政机关则控制着庞大的军费、物资和就业资源。
革命爆发后，新的市政机关与地方革命团体要求参与管理港口事务。旧制度海军军官和行政官员却坚持维护国家授予的指挥权限。于是，海军内部的军事纪律问题，逐渐与城市政治中的主权争论融为一体。
1789年，土伦便爆发了严重冲突。城市中的革命势力与海军发生对立，海军高级指挥官遭到攻击与拘押。此后，类似的反抗扩展到布雷斯特、马提尼克、圣多明各及法国大西洋殖民地的其他海军据点。
在革命浪潮中，水兵们开始公开质疑军官的命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绝对服从于国王任命的指挥官。既然法兰西民族才是国家主权的真正所有者，那么作为民族成员的水兵，自然也可以声称自己的集体意志具有政治正当性。
这种逻辑对军事指挥链具有根本的颠覆性。水兵拒绝出海、干预舰艇行动、关押高级军官，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袭击和杀害军官。地方革命派往往支持水兵的要求，因为这种反抗同样有助于削弱海军行政机关对港口城市的控制。
1789年至1793年间，法国海军逐渐卷入一场深刻的权威危机。这一过程在1793年达到高潮。
法国已由君主国变为共和国，但政治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结束舰队内的争论。革命政府与地方政治力量仍然可能对谁代表真正的国家意志产生分歧。军官之间也存在政治敌意，而普通水兵则越来越习惯以集体行动介入舰队事务。
1793年8月，土伦的政治动荡导致法国地中海舰队落入英国及其盟军控制。9月，布雷斯特舰队在基伯龙湾爆发严重兵变，水兵要求返回港口，舰队司令无法维持原有部署。
法国革命海军似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共和国无法容忍舰队继续处于失控状态。
1793年，法国已经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强国展开战争。海上战争要求法国政府重新组织舰队、保护沿海港口、维持海外交通，并对敌国海军进行抵抗。持续的军官与水兵冲突因此成为共和国生存的直接威胁。
雅各宾派主导的革命政府开始采取强力措施。革命政府通过政治镇压、军官清洗与严格纪律恢复中央权威，同时运用民族主义宣传强调保卫共和国的义务，并推行有利于普通水兵的改革，试图重新建立舰员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
这场运动显示了革命政治的双重性质。
人民主权最初成为水兵挑战军官的依据，但到了1793年，中央政府又以自己代表人民的名义，要求水兵停止独立行动、服从国家命令。革命曾使舰员有机会挑战旧权威，而革命政府最终又限制了这种挑战能够达到的程度。
法国舰队的公开兵变逐渐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部矛盾已经消失。
1794年热月政变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继续变化，海军中的逃兵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集体反抗被压制之后，个人离舰逃亡成为另一种不服从的方式。
四、英国：浮动共和国的诞生
与法国相比，英国皇家海军拥有更加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更为成熟的海军事务管理体系。在18世纪大部分时期，英国军舰也发生过水兵骚乱和集体抗命，但这种事件通常局限在单艘军舰上。军官可以通过有限让步、惩罚首要参与者或者调整舰上管理，恢复正常秩序。
1790年代的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
随着英法战争爆发，英国皇家海军迅速扩大动员。舰队需要更多人员进行长期封锁、远洋巡航和海外作战，而国家的战争需求不断增加水兵的劳动负担。与此同时，海军的薪饷、给养和人员管理问题长期积累。战争扩大以后，水兵更加难以获得足够的岸上休假，而繁重的航海工作、拖欠工资以及军官滥用惩罚权不断引发冲突。
1790年代的兵变具有一个显著特点：组织程度明显提高。1793年 “温切尔西”号（HMS Winchelsea）的一次兵变展示了这种新的行动方式：
参与者没有立即与军官在甲板上公开对抗，而是首先在下层甲板采取缜密计划的行动。他们将可能支持军官的人员赶至上层甲板，撤去连接不同甲板的梯子，封锁舱口，并将两门重炮转向舰尾的军官活动区域。普通水兵不仅掌握了下层甲板，还利用军舰本身的武器挟持其谈判的对象，然后再提出诉求。
这一模式在1794年的“温莎堡”号（Windsor Castle）和“卡洛登”号（Culloden），以及1795年的“可畏”号（Terrible）上继续发展。与早期仓促爆发的集体骚乱相比，这些行动更加接近有组织的武装罢工。水兵提前协调，区分支持者与反对者，控制关键通道，迫使军官谈判。
他们的要求并不离谱：安全的军舰、可靠的食物、合理的工资、定期岸上休假，以及免受残暴军官任意处罚的权利。可是，这些要求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已经触及根本问题。
对于传统海军而言，舰艇指挥官有权命令水兵履行职责；但兵变者通过控制舰艇，迫使军官承认普通水兵具有集体谈判能力。军事服从由此不再只是单方面的义务，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受到条件约束的关系。
早期兵变大多遭到镇压。一些带头者被绞死，以警告其他舰员。然而，英国水兵并没有因此停止反抗。
1797年春天，这些分散的行动终于汇成一场全国性的海军危机。英国本土舰队在斯皮特黑德锚地首先发生大规模兵变。水兵集体拒绝正常执行出海命令，选出代表，提出共同要求。他们要求提高薪饷、改善伙食和医疗条件，并保障受伤和患病人员的待遇。
这一运动最重要的特点，是水兵展现出了高度纪律性。
他们并不企图立即推翻英国君主制，也没有宣布支持法国。相反，许多参与者强调自己仍然愿意为国王和国家作战。他们希望通过暂停正常军事活动，迫使政府承认其要求的正当性。
这种策略使兵变更接近一种海上劳动者的集体罢工。
政府最终作出实质性让步，斯皮特黑德危机得以解决。然而，另一场更为激进的兵变中心随即在诺尔锚地形成。这里的水兵不满足于改善工资和给养。他们建立了复杂的代表委员会，选出主席，并试图让不同军舰通过共同代表管理整个舰队。
诺尔兵变最引人注目的领袖是理查德·帕克。帕克担任舰队代表委员会主席，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公众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水兵逐渐发展出独立的组织体系。他们在军舰之间交换命令、讨论政策、协调行动，试图将原本由海军军官指挥的舰队转变为由水兵代表管理的政治共同体。这便是被称为“浮动共和国”（Floating Republic）的兵变舰队。
于是，1797年春夏之交，皇家海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后参与舰队级兵变的水兵超过3万人，涉及军舰逾100艘。在一年中适合海上作战的重要季节里，英国本土舰队的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英国正在与法国交战，因此一场内部兵变不仅意味着军官权威遭到挑战，还可能直接削弱国家的海上防御。政府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应对措施。
与较容易通过谈判解决的斯皮特黑德兵变不同，诺尔兵变遭到越来越坚定的拒绝。政府切断兵变舰队的补给与外部联系，孤立各舰，并通过争取部分舰员重新服从命令，逐步瓦解水兵之间的合作。
当兵变持续时间延长、食物和物资供应出现困难时，原本团结的舰员也开始产生分歧。有些人坚持继续斗争；另一些人则担心继续反抗会使自己被作为叛国者处决。随着军舰陆续退出兵变，整个运动最终走向失败。帕克被逮捕，并于1797年6月遭到绞刑处决。
英国政府最初希望通过严厉镇压诺尔兵变恢复整个皇家海军的纪律。然而，消息的传播并不受舰队司令控制。
在斯皮特黑德和诺尔兵变发生后，相关报道很快沿着英国广阔的海上交通网络扩散。商船、海军运输船、港口报纸和水兵个人通信，将发生在英国本土的事件带往地中海、南非、加勒比海以及印度洋。
对于驻扎在遥远海外的水兵来说，本土舰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先例。1797年10月9日，一期《孟买信使报》刊载了英国本土舰队兵变的消息。远在印度洋的英国“萨福克”号（HMS Suffolk）舰员从这份报纸上得知了事件经过。他们随即开始提出类似要求。这些水兵最初希望取得与本土舰队相同的待遇，但他们的要求很快进一步扩大，包括以陪审审判代替传统军事法庭，并要求废除现行的海军战时纪律条例。
与此同时，加勒比海也发生了更加激烈的事件。巡航舰“赫敏”号（HMS Hermione）爆发暴力兵变，舰员杀死多名军官，夺取军舰，并将其交给英国的敌人。兵变发展为杀害军官、改变国家效忠关系的暴力叛乱。
随着1790年代后期战争继续，类似的密谋、夺船和投敌事件在欧洲各国海军中不断出现。这些事件不应被简单视为同一种政治行动。要求加薪的水兵、试图限制军官权力的革命者，以及准备杀害军官并逃往敌国的叛乱者，未必具有一致目标。
但它们共同显示，欧洲国家越来越难以完全控制那些长期生活在下层甲板上的航海劳动者。兵变的传播也因此成为国家之间新的共同恐惧。
五、荷兰：共和国舰队的瓦解
1790年代的荷兰海军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与英国和法国相比，荷兰舰队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历过不少内部骚乱。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成立之后，海军又必须经历政治效忠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重大调整。这场革命引发了大量逃兵。对于一些水兵来说，旧政权的消失产生了一项法律和政治问题：他们原本答应为旧共和国服役，是否意味着必须自动为革命后建立的新共和国继续服役？
在荷兰海军中，许多舰员本来就是外国出生的雇佣水兵。他们对于服役关系的理解往往更接近一种以报酬和条件为基础的契约。因此，政权更替可能成为他们拒绝继续服役的理由。
但荷兰舰队面临的危机远不止个人逃亡。新共和国与法国结盟，继续参与针对英国的战争。1796年，一支荷兰舰队被派往南非，任务是加强好望角殖民地的荷兰防御，或者在该地已经落入英国控制时尝试将其夺回。
这支舰队从出发开始便受到内部混乱困扰。部分军舰刚刚离开北海，就爆发水兵兵变并向英国投降。其他军舰继续向南航行，但逃兵、拒绝服从和舰员骚乱一直没有停止。
当舰队到达南非萨尔达尼亚湾时，英国舰队已经控制附近海面，岸上也有大批英国士兵。荷兰军官需要评估双方实力，决定是否继续战斗。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已无法确信舰员会执行命令。
水兵在一些主要军舰上公开反抗，军官受到侮辱和威胁，部分人几乎遭到杀害。荷兰海军中将卢卡斯召开军事会议，军官们最终一致认为，如果下令对英国人开战，舰员有可能向自己的军官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舰队决定投降。
投降的荷兰军人与水兵中，大部分人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开普敦港口劳动市场或英国皇家海军。一场荷兰海军兵变不仅削弱了荷兰国家权力，也使大量具有兵变经验的水手进入英国控制的海上劳动力世界，这是18世纪海上劳动者跨国流动最鲜明的例子之一。
1798年，荷兰军舰“乌得勒支”号（Utrecht）另一场严重的兵变阴谋暴露。约30名舰员计划杀死舰上的大部分军官，突破特塞尔附近的岸防炮台，并根据风向选择驶往汉堡或英国。这一行动与斯皮特黑德的薪饷谈判已经相去甚远。它显示出一种以暴力夺船和摆脱原有国家控制为目标的政治与军事反抗。
1799年，荷兰舰队又在特塞尔附近发生大规模兵变，并向英国投降。
对于巴达维亚共和国而言，接连不断的舰队失控造成灾难性后果。荷兰不仅失去宝贵的战舰和熟练水兵，也越来越难以履行对法国盟国的海军支持义务。原本拥有悠久航海传统的荷兰，逐渐失去了作为欧洲主要海军强国的地位。
六、流动的水兵：敌对舰队间的隐秘联系
如果从军官与国家的视角观察18世纪海军，欧洲的大规模海战似乎是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战争。然而，普通水兵的社会经历远比这种国家划分复杂。
18世纪的远洋水手具有高度流动性。在各国海军之间，外国出生的舰员比例可能达到约20%至70%，具体取决于国家、舰队和人员征募情况。
这些人并不总是按照自愿的方式改换阵营。战争时期，强制征募、战俘释放、民间航海业萧条导致的失业、逃亡后再就业，以及战舰被俘后的人员重新分配，都可能使一名水手先后进入不同国家的海军。
一些人最初是商船水手，后来被强征到正规军舰；另一些人从军舰逃亡，进入私掠船；还有人在敌国被俘后重新获得工作机会，最终又加入原先敌对国的海军。因此，一艘战舰不仅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来自十余个不同地区的劳动者暂时聚集的场所。
1798年荷兰“乌得勒支”号的舰员组成，提供了一个极端但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参加兵变阴谋的水兵来自欧洲多地，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地区、丹麦、瑞典、波兰和匈牙利。还有人来自奥斯曼帝国、南非、孟加拉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这些人员拥有不同语言、宗教和国家背景，却共同在荷兰军舰上生活、劳动并策划反抗。
其中一名重要参与者劳伦斯·佩里奈来自匈牙利，曾经在俄罗斯帝国海军服役。他声称自己在俄土战争时期已多次参加类似行动，因此对于杀死舰上的军官并不感到犹豫。另一人卡尔·奥特曼来自波罗的海港口但泽，曾在法国舰艇工作，后来进入荷兰海军。他在策划攻击军官时拔出刀，用法语把它比作断头台。这并不意味着他熟悉全套雅各宾政治理论，但至少说明，革命语言已经能够伴随普通航海劳动者进入不同国家的军事组织。
政治思想的传播并不只依靠知识分子、政党、书籍和报纸。它也可能通过一个携带着旧日工作经验的水兵、一段港口酒馆中的交谈、一次共同逃亡，或者另一艘军舰上的兵变传闻完成。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中心。
航海劳动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携带者。当他们从一个国家转换到另一个国家时，也把过去经历过的劳资冲突、集体反抗和政治组织方式带到新的舰艇。
各国政府很快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他们虽然在国家利益上相互敌对，但在面对本国水兵反抗时，却表现出相似的恐惧。
1797年英国舰队兵变期间，英国政治和商业精英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联合组织，试图限制具有反抗经历的水兵继续就业。相关规定要求，无法提供前任舰长良好行为证明的水兵，不得再轻易进入英国海事行业。参与者不仅包括政治人物，还包括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及大型商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
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也禁止报纸报道英国斯皮特黑德和诺尔兵变，试图防止这种政治消息鼓舞本国水手。
1798年，法国布雷斯特海军当局则担忧当地渔民与英国军舰人员之间的频繁接触，以及外国人在港口不受控制的流动。
然而，这种跨国流动并不意味着水兵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际主义组织。大多数兵变仍然针对具体军官、具体服役条件和本国海军制度。水兵一般没有因为其他国家的舰员同样受到剥削，就拒绝向他们开火。
坎珀当海战正是对此最好的证明。水兵能够在不同国家的海军中传播反抗经验，却依然愿意在国家战争中彼此杀戮。
七、下层甲板共和主义：自由、同意与新秩序
这些分散在大西洋世界的兵变，究竟拥有什么共同的政治思想？如果只根据具体要求判断，似乎很难找到统一答案。
一些水兵要求提高薪饷，另一些人要求惩罚残暴军官；有人坚持登岸休假的权利，也有人主张选举舰长、限制军官的惩罚权，或者要求舰员集体决定军舰是否执行某项任务。这些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但从更深层的政治语言与组织方式观察，1790年代的兵变逐渐呈现出共同特征。它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自由、平等、同意、权利与正义等概念，并通过选举代表、建立委员会和集体审判等方式，尝试重组军舰内部的政治关系。
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称为“下层甲板共和主义”。
它不是一种由理论家完整设计、再向普通水兵传播的政治学说，而是在航海劳动者的传统集体文化与革命时代的激进共和主义相遇之后逐渐形成的思想实践。海上劳动者长期拥有关于合作和公平的集体记忆，而18世纪末的革命则为这些记忆提供了新的语言。
在法国军舰上，这种融合尤为明显。1793年，法国巡航舰“墨尔波墨涅”号（Melpomène）的舰员提出一份集体请愿书。他们沿用古老的环形签名方式，将参与者的姓名沿圆周排列，每个签名看起来具有平等的地位。这种签名方法被称为 round robin，既能表达共同责任，也避免把任何一个人单独标为请愿领袖。
然而，这份请愿书采用的政治语言已经明显不同于旧时代。舰员自称军舰上的“无套裤汉”，以“公民”“兄弟”和“朋友”互相称呼，并使用自由、团结、博爱等革命口号。一份传统海上劳动者的集体请愿书就这样被赋予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意义。
对于水手而言，自由并不只是抽象哲学。
他们长期生活在强制服务、严厉惩罚和失去人身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一个人可能因为舰长拒绝批准休假而数月无法踏上陆地；也可能因为违抗命令，接受足以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体罚。
因此，当水兵宣称自己拥有自由的权利时，他们想到的可能首先是身体免受任意惩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离开军舰的权利。
同样，政治思想中的“同意”也可以转化为日常服役中的现实问题。
国家可以征募水兵，但水兵是否同意了这项服役关系？一个人同意在某些条件下工作，是否意味着军官可以无限增加他的劳动负担？如果国家发生政权更替，过去的服役承诺是否依然有效？
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水兵特别重视最后一个问题。他们中许多人主张，自己原本签订的是为旧政权服役的契约，而革命后成立的新共和国不能自动继承他们的承诺。既然服役关系是一项基于同意的契约，那么国家便无权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要求继续服役。这种论证直接把共和主义中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引入海军劳动关系。
但下层甲板共和主义最有意义的表现，或许并不是水兵拒绝纪律，而是他们试图创造新的纪律。
1797年诺尔兵变期间，水兵并没有简单地允许舰艇陷入混乱。他们清楚，一艘大型军舰即使停泊在锚地，也需要持续维护、值班、管理给养和防止意外。因此，兵变者建立了由水兵控制的内部司法制度。
他们组织临时法庭，处理醉酒、玩忽职守、违反集体决定以及破坏舰队秩序等行为。有时处罚由多数人投票决定，有时则交由陪审团裁决。一些法庭甚至依照正式司法程序宣誓、传唤证人、安排辩护，并考虑被告行为中的减轻处罚情节。
“普罗瑟派恩”号（Proserpine）的一名水手长曾因虐待舰员而受到兵变法庭审判。他辩称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法庭最终接受这一解释，将原本的体罚减为象征性的公开羞辱。
另一艘军舰“蒙茅斯”号（Monmouth）上的海军军官助手爱德华·道森，因被认为密谋反对舰员集体而受到审判，最终被判36下鞭刑。这种处罚并不温和，但与皇家海军军事法庭通常对兵变罪施加的死刑相比，显然彰显了不同的司法原则。
八、革命退潮之后
1797年，英国本土舰队的兵变最终遭到镇压。随着坎珀当海战的胜利，英国军官重新证明了自己能够指挥舰员投入战斗。几个月前发生的兵变似乎已经成为过去，而战争再一次按照国家与舰队之间的传统逻辑展开。
国家制度在这场博弈中最终胜出。在英国，镇压与适度制度让步共同恢复了皇家海军的秩序。在法国，革命政府运用政治清洗、国家主义宣传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舰队重新服从中央指挥。
这说明兵变本身并不必然使一支海军衰落，也不必然能够成功改造海军。结果取决于国家的战争能力、军官组织、舰员诉求、政治制度以及双方如何处理冲突。
但镇压并没有立即结束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兵变，他们确实创造了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验。
欧洲国家争夺海权的战争，使数以十万计的普通劳动者进入庞大的军事机器，也使他们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获得了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共同反抗的机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语言，有时来自法国革命，有时来自古老的海上平等主义传统，有时则来自一场具体的工资纠纷、一次过度鞭打或者对登岸自由的要求。这些不同来源的经验，最终在18世纪末的下层甲板上汇合。
它作为一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最终随着战争、镇压、逃亡和各国制度的重新稳定而逐渐消散，并被胜利的海军将领、国家和军事史叙述所掩盖。然而，这场运动留下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遗产通过语言、仪式、集体记忆和象征符号，继续存在于更广阔的世界之中。
1797年，在诺尔锚地的兵变舰队中，一面红旗具有特别醒目的意义，它代表着反抗、不妥协、不宽恕。
红旗并不是法国革命或现代工人运动创造的符号。在欧洲航海传统中，红色长期与战争、危险和拒绝宽恕相联系。中世纪北欧船只曾经悬挂长长的红色战旗，表示准备进行不留俘虏的激烈战斗。后来，一些海盗船也在遭遇抵抗时升起红旗，以威胁对方如果继续抵抗，将不再得到宽恕。
到18世纪后期，它逐渐获得新的政治意义。1775年利物浦水手暴动中，反抗者已经在红旗之下采取武装行动。1797年斯皮特黑德兵变期间，部分军舰也升起红旗。
到了诺尔，红旗成为兵变最持久的象征之一。水兵不仅在军舰上悬挂红旗，还曾经带着红旗上岸，在希尔内斯举行示威游行。诺尔的抗命水兵开始把它视为一种值得持续维护的政治标志。
一份兵变者的声明以“红旗永存”（Red For Ever）作为口号。目击者还记载，部分水兵曾为红旗欢呼。兵变者中有人在帽子上佩戴红色徽章，将传统航海文化中的红色战旗与来自法国大革命的红色象征结合起来。
对于部分水兵而言，与军官的冲突不再只是恢复某些已经受到侵犯的旧有权利。他们开始把自己与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需要持续斗争才能改变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意识仍然非常初步，但它已使普通水手的集体行动超出了传统的服役条件谈判。
英国海军当局似乎意识到了红旗的新含义。1799年，红旗被从英国皇家海军正式信号手册中删除。
后来，红旗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劳工运动最醒目的象征之一。现代工人运动的红旗并非完全源于诺尔兵变，红色的革命象征还有其他复杂来源。但18世纪末的水兵反抗确实是这一象征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一环。
那些曾经飘扬在战舰桅杆上的红旗提醒人们：18世纪末的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的街垒、伦敦的政治社团或各国议会中，也发生在远离陆地的炮甲板、锚地和船舱里。
参考文献
1. Frykman, Niklas. “Connections between Mutinies in European Nav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8, special issue S21 (2013): 87–107.
2. Frykman, Niklas. The Bloody Flag: Mutiny in the Age of Atlantic Revolutio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3. Cormack, William S.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Coats, Ann Veronica, and Philip MacDougall, eds. The Naval Mutinies of 1797: Unity and Perseverance.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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