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赫尔墨斯”号（HMS Hermes）出现在九江附近的长江江面上。
这艘排水量超过万吨、拥有平直飞行甲板的军舰已经逆流航行了三天。连月暴雨使长江及其支流漫出堤岸，沿途大片乡村沉没在水中。漂流的树干、木板和各种杂物不断从军舰旁经过，其间还有人和牲畜的肿胀尸体，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水手也不免触目惊心。
9月5日下午3时，“赫尔墨斯”号抵达汉口，在距离长江口航道浮标636海里的江面上抛锚。这次航行是航空母舰第一次出现在长江流域。它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政府提供人道支援，用舰载机协助测绘受灾地区。
英国军舰出现在长江本来算不上新闻。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在长江航行和贸易的权利。此后，浅水炮舰与远洋巡洋舰经常出现在沿江港口。
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海军认为长期把小型炮舰驻扎在通商口岸仍不足以有效威慑，转而采取定期派遣大型巡洋舰访问沿江港口的政策。
丰水季的汉口是大型军舰沿江上行的终点。1901年夏，一等巡洋舰“恩底弥翁”号（HMS Endymion）首次出现在汉口。1903年5月，中国舰队旗舰、排水量12,950吨的“光荣”号（HMS Glory）战列舰也进抵汉口。由此引发的热潮直至费舍尔改革裁撤海外驻站舰船方告一段落。
一战结束后，远东局势再次热络起来。华盛顿会议确立了门户开放的新秩序。1923年3月19日，美、英、法、日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保障长江沿岸治安。急于宣示新秩序的美军在该年派出近14,000吨的装甲巡洋舰“休伦”号驶抵汉口。
在“赫尔墨斯”号此次航行的几年之前，另一艘曾作为航空母舰服役的英国军舰也来到过汉口。
那是排水量9,750长吨的“报复”号（HMS Vindictive）。它原是“霍金斯”级重巡洋舰，一战结束前被改装成早期航母，1920年代又恢复巡洋舰身份，但仍保留了机库和水上飞机设备。当它在1927年驶入长江时，执行的是与“赫尔墨斯”号截然不同的任务：用武力震慑冲击租界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保护英国侨民和商业利益。
四年之间，英国海军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要理解1931年的“赫尔墨斯”号，故事还得从1927年说起。
一、当革命冲击长江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发动北伐。战争迅速向湖南、湖北推进。随着革命军逼近长江，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数十年的特殊地位再一次面临直接挑战。
对英国而言，长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上海出发，外国商船可以沿江经过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继续前往宜昌和长江上游。英国航运公司、银行、洋行、保险机构与传教团体，在沿线通商口岸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网络。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以及其他企业经营着大量沿江贸易。
皇家海军常年在上海驻扎巡洋舰，上游则维持专门的长江巡逻队，大型军舰偶尔现身。这既是商业保护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条约秩序最直观的表现。1926年夏，中国舰队总司令辛克莱便乘“霍金斯”号从上海近抵汉口，沿江巡视英国驻军。
1926年9月，长江上游的万县事件使矛盾突然激化。英国商船与四川地方军队发生冲突，英国炮舰试图以武装行动解救被扣押人员，最终与中国军队交火。国民革命军随后占领武汉，长江沿岸的反英运动进一步扩展。
在1926年的武汉，革命不仅表现为军事占领，也表现为工会、学生组织和群众运动对外国租界的挑战。
1927年1月，汉口英国租界爆发大规模示威。英国海军陆战队曾部署在租界边缘，局势一度紧张。最终，英方撤退，租界实际控制权转入中国人之手。
一位在场的美国海军军官将该事件视为外国在华威望受到重大打击的标志。他描述道，英国海军登陆队和志愿队起初试图维持秩序，但最终没有选择大规模开火驱散人群众。他们最后撤回军舰，租界随即陷落。
在伦敦，英国政府必须作出选择。
一种办法是通过武力威慑甚至重新夺取租界，恢复过去的地位。但这种做法很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反英运动，甚至使英国与国民革命军发生战争。另一种办法则是承认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谈判保留英国最重要的商业权益。
英国政府选择两条道路同时推进。
一方面，英国大规模向中国增派军队与舰艇。1927年1月，英国政府决定组建上海防卫军（Shanghai Defence Force），从英国本土、印度及帝国其他驻地抽调部队，准备集结两万人的兵力保卫上海国际公共租界。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派遣欧马利（Owen O’Malley）前往汉口，同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举行谈判。
1927年2月19日，陈友仁与欧马利签订关于汉口英国租界的协议。协议规定，英国租界原有市政机构将在3月15日解散，行政权移交给中国新成立的市政机构。此后九江英租界也按照类似安排移交。
陈友仁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准备通过谈判与协议解决同外国之间的争端，包括其他租界及公共租界地位问题。他同时说明，国民政府不打算以武力改变这些地区的现状。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英国军事部署的反对。
汉口协议并未阻止危机进一步扩散。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后，发生针对外国侨民的暴力事件。英国与美国军舰随即向南京部分地区实施炮击，以掩护外国人员撤离。
英国在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在迅速增长。
1927年4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下议院公布皇家海军中国站（China station）的海军实力： 13艘巡洋舰、2艘航空母舰、20艘驱逐舰、17艘内河炮舰，以及潜艇、辅助舰艇和其他船只。其中8艘巡洋舰、2艘航母、20艘驱逐舰和2艘内河炮舰为新增兵力。
1927年4月26日，英国外交部次官在下议院报告中国局势时明确表示，“报复”号和“卡莱尔”号两艘巡洋舰，以及“凯佩尔”号和“沃尔西”号驱逐舰，已经抵达汉口，增援当地的英国驻军。
汉口危机亲历者欧文·查普曼（H. Owen Chapman）描述了中英双方对于此次海军增援的争论：中国方面认为，“报复”号和“卡莱尔”号等巡洋舰的出现不可能没有战争意味；英国方面则认为，过于薄弱的保护力量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冲突。
此时，英国已经撤出了成都、重庆、宜昌和长沙等地的部分侨民与领事人员。汉口剩余的英国侨民约有200人，美国侨民约75人，许多人集中于江岸附近或军舰之上，随时准备撤离。英国领事不得不在“报复”号上办公。
“报复”号的舰体虽然已不再拥有早期航空母舰的完整飞行甲板，却仍保留部分航空设施，可以使用水上侦察机。1927年4月的新闻报道特别提到，这艘驶往汉口的巡洋舰携带着水上飞机。
在汉口，它与其他英国巡洋舰、驱逐舰和浅水炮舰组成一支相互支援的军事力量，主要承担火力威慑、指挥与侨民保护的任务。不过，英国军舰并没能够恢复长江沿线的秩序。1927年5月，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报告称，外国人在汉口以上地区几乎已经全部撤离。
同一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军事力量也走向分裂，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则面临严重困境。到了1927年下半年，随着武汉政权发生变化，南京方面逐步扩大影响，英国面临的直接革命威胁开始减弱。
“报复”号并没有立即从长江撤退。1927年11月17日，美联社的一则报道称英国派“报复”号沿长江上驶，舰上载有准备前往汉口的英国部队。报道特别提到，汉口的英国租界已经交还中国，因此这一军事行动的目的一度引起各种猜测。
1928年，英国逐步撤回因中国局势而临时增派的大量陆军兵力。但这只是临时增援部队的撤回，而不是英国长江军事存在的终结。
英国炮舰继续沿江巡逻，大型巡洋舰也继续定期进入汉口。旧有租界行政制度虽然被民族主义革命冲破，而外国军事力量依然长期存在于中国内河。这仍是中英关系最为核心的矛盾之一。
二、巡视长江的权利
英方视角下，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的法理依据在于19世纪形成的一系列条约。
1858年《天津条约》开放了长江通商，并对英国军舰在中国港口的活动作出规定。直到1938年，英国外交部回顾长江航行权时，仍把1858年《天津条约》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五十二条列为英国军舰与商船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还特别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受到既成惯例的支持。
但英国政府的认知显然与中国民族主义者格格不入。在国民党看来，条约体系是列强欺凌中国的不正义制度，是国家主权不完整的证明。
这些认知冲突贯穿了租界危机的整个过程。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围攻武汉时，美国驻汉口外交人员曾收到中国方面要求外国炮舰远离战区的通知。美方认为，外国军舰依据条约享有内河航行自由，因此拒绝执行。
然而，一战后的财政紧缩使得英国无法再支持一场大规模海外战争。1927年2月，外交大臣张伯伦公开表示，英国愿意通过谈判修订部分旧有权利。英国仍坚持必须保证英国人员安全，并要求新的中国政府能够履行协议，但英国已经开始承认，不能无限期地依靠原来的租界体系和海军威慑维持所有特殊权益。
国民党的立场也在变化。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以群众动员和反帝运动为重要政治资源。随着国共分裂和南京政权取得优势，国民党的外交重点逐渐转向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寻求国际贷款和财政改革方面的帮助。在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则寻求通过谈判收回主权。
1928年12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新的关税条约，英国承认中国的国定关税自主权。不过，长江的军事与商业航行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
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外国船舶在中国沿海与内河享有的特殊航行权利，并将港口、码头、仓库和航道设施逐步纳入中国政府的统一管理。随后，外交部长王正廷将此议案告知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面临困境：继续坚持旧有条约固然可以保护商人的利益，却可能再次激起反英运动。贸然同意南京政府的要求，则意味着放弃英国在华最重要的一部分商业特权。
伦敦最终采取了谨慎的拖延态度。1930年3月12日，下议院议员韦斯特·拉塞尔询问外交大臣亨德森，英国是否正在与中国谈判废除外国内河航行权，以及这种改变可能给英国贸易造成怎样的影响。亨德森只作了一个简短的回答：“目前没有正在进行的此类谈判。”
外交上的僵持并没有阻止英国商人自寻出路。在上海，太古和怡和的经营者已经准备为长江上游业务建立新的华籍航运公司。一部分英国商人认识到，仅凭军舰和条约维持经营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希望继续在长江获利，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南京政府恢复主权的要求。
就在中英双方讨论如何重新安排长江航运秩序时，皇家海军仍在使用炮舰处理沿江军事危机。
该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在下议院说明，芜湖发生驻军哗变时，英国“蟋蟀”号炮舰正在当地向英国侨民提供避难场所，另外还有两艘军舰奉命赶赴芜湖保护人员和财产。
1930年夏，长江沿岸军事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正在同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大量政府军被调往前线，红军随即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展开攻势。7月底，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攻入长沙，城中发生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外国机构也受到波及。
7月31日，美国炮舰“帕洛斯”号在长沙附近遭到红军射击，舰体多次中弹，随即以枪炮还击。这些事件重新唤起了1926—1927年的记忆：南京政府虽然宣称已统一中国，却依然无法保证长江沿岸的通航安全，更不能确保外国人员和财产不会被卷入内战。
汉口再次进入戒备状态。美国驻汉口领事在8月3日报告，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的炮舰与巡洋舰已经驻泊当地，日本和法国方面也在研究保卫其租界的措施。到8月上旬，外界开始传言，红军可能进攻武汉，甚至有人估计，接近四万人的武装力量正在向汉口方向运动。
皇家海军随即采取措施。中国站的重巡洋舰“肯特”号被赋予长江警戒舰的职责，下辖的昆虫级炮舰则多次开赴长江中游与红军武装交火，甚至参与了掩护国民党军队夺回长沙的战斗。
英国陆军大臣汤姆·肖1930年11月18日在下议院回顾汉口危机时表示，由于担心约四万名武装人员进攻汉口，政府曾批准从上海派出一个步兵连，交由长江内的英国海军指挥官调遣。后来威胁减弱，部队返回上海。
于是，1930年的长江同时呈现出三种看似矛盾的景象：
在南京，国民政府正通过外交与法律手段要求收回长江的航运主权；在上海，英国轮船公司开始探索与中国资本合作，以弥补可能丧失的商业特权；而在汉口江面，外国军舰集结待命，甚至协助国民党军与红军交战。英国政府甚至准备再次向长江中游调派陆军。
中国政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功，却仍然缺乏全面控制长江流域的能力；英国虽然意识到必须退却，却不愿在尚无保证时完全放弃武力手段。双方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相处方式，但这种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条约、军舰和不断变化的军事局势。
红军的威胁使得外国军舰的存在与南京政府的目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利益重合，英国逐渐从革命时期需要直接对抗的帝国主义势力，转变为一个既需要继续争取其放弃特权、又值得开展外交、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国家。
长江无法立即建立令所有人满意的新秩序。第二年，当特大洪灾席卷这条河流时，双方将在同一片江面上尝试另一种合作：英国航空母舰“赫尔墨斯”号将沿江驶入汉口，用舰载飞机帮中国政府调查洪水。
三、长江洪灾与国际救援
1930年秋，红军进攻长沙和武汉的攻势失败，长江中游的军事局势得以稳定。然而在第二年，长江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灾难：特大洪水。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遭遇持续暴雨。湖泊和支流相继漫溢，堤防在巨大压力下决口。低洼地带很快成为连绵的水面。据后来国际联盟研究估计，到1931年8月，长江和淮河下游约16.9万平方公里受到洪水影响，受灾人口超过2350万。
汉口是此次洪灾的中心区域。7月27日，汉口附近的长江发生严重决堤。江北及西北部大量低洼地区被淹，灾民逃往武昌一带；与此同时，城市交通和公共卫生状况不断恶化。
随着城内水位上升，人力车等交通工具无法继续通行，市民开始乘坐舢板、驳船和小型木帆船穿行街道。怡和洋行流传着一则英式笑话，该司买办曾在公司建筑前竖起告示：
“木船不得系泊在怡和的烟囱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只有数年。尽管北伐取得军事成功，全国仍有许多地方不接受中央控制。财政来源有限，地方势力、军阀、财团及外国机构之间也存在复杂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救灾成为对南京行政能力的大考。
由于缺乏财政和技术资源，救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合作。
南京政府成立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全面管理政府、民间以及国际机构参与的救灾行动。这套机构的最初构想来自宋子文身边的美国财政顾问阿瑟·尼科尔斯·杨（Arthur Nichols Young）。据他回忆，1931年8月初，他与长期从事中国灾荒救济工作的美国专家约翰·厄尔·贝克（John Earl Baker）商议了救灾方案。
该方案包括三个核心内容：利用飞机调查灾情；从美国取得大规模小麦贷款，并用粮食支持防洪工程的劳工报酬；成立由高级政府官员负责的专门救灾机构。8月10日，杨向宋子文提交了建议。宋子文采取的措施与这些内容高度吻合。
从一开始，这场救灾就包含两项互相交织的任务：一是救灾工作本身，如何赈济受灾民众并使其恢复生产。二是让国际社会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已不再是那个冲击租界的激进革命组织，而是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欢迎国际合作的政府，值得他们尊重并给予帮助。
在洪灾爆发之前，相关的国际合作便已开始。
1928年起，美国财政专家就已全面介入中国政府的财税改革。1929年开始，国际联盟卫生组织负责人路德维克·拉伊赫曼（Ludwik Rajchman）多次造访中国。他与南京政府合作，协助发展现代卫生行政，并支持建立由中国政府领导的全国海港检疫制度。
后来回顾国际联盟对华技术合作时，拉伊赫曼承认这一工作从一开始就有政治目的：通过卫生合作争取中国支持国际联盟，彰显国际联盟在维护和平之外的积极贡献，同时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建立更有效的行政体系。
1931年8月，国联卫生组织已经着手为中国筹集防疫专家、疫苗及其他援助。9月，南京政府请求国联推荐一名具有国际救济经验的专家，协助领导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推荐了英国专家约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他曾参与希腊难民安置事务，具有管理大型国际救济项目的经验。辛普森于1931年10月抵达中国，出任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总办事处长，并负责统筹整个机构的行政工作。
在资金援助方面，美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时值大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暴跌使胡佛政府承受沉重压力。1931年9月，中国政府通过美国农业机构，安排贷款购买约45万吨小麦或面粉，货值超过900万美元。研究者指出，如果把国际合作直接或间接促成的资金全部计算在内，委员会总收入中超过90%与国外资源或国际合作有关。
考虑到英国在长江沿岸的特殊利益，英国政府自然也希望在这场国际救济行动中有所表现。
盘踞长江航道的皇家海军拥有参与救灾的便利条件，而对于正在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的英国政府而言，让海军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在政治上显然也是有利的。得知中国灾情，他们决定派出此时中国站唯一的航空母舰——“赫尔墨斯”号——进入长江。
“赫尔墨斯”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最早专门建造的航空母舰。它于1923年正式服役，标准排水量约1.1万吨，舰长约182米，最高航速25节。与由巡洋舰改装而来的早期航空舰船不同，它从设计之初便拥有完整的飞行甲板和舰载机设施。1925年起，该舰长期驻扎中国站。
1930年10月3日，“赫尔墨斯”号在英国希尔内斯完成检修后重新服役，由E. J. G. 麦金农海军上校（Captain E. J. G. Mackinnon）担任舰长，随后前往远东，重返中国舰队。1931年1月2日，航母进入香港维多利亚港，开始新一轮中国站部署。
此后数月，它主要在香港和中国沿海活动。6月9日，英国潜艇“波塞冬”号在威海卫附近与商船相撞沉没，“赫尔墨斯”号迅速赶到现场，派遣小艇、潜水员和医疗人员参加救援。夏季，它又以威海卫为基地，与中国舰队其他舰艇进行演习，直到8月下旬才奉命南下。
当然，作为一艘英国海外驻舰，“赫尔墨斯”号此行的工作绝不仅是国际救灾写作。它依旧会履行英国在华海军力量的职能：保护英国商船，维持沿江运输，展示英国实力，并在必要时准备以武力应对岸上的威胁。
四、航空母舰驶入长江
8月31日， “赫尔墨斯”号在吴淞口外抛锚停泊。吴淞是进入上海与长江内河的重要分路口。沿黄浦江南上，可以抵达上海港；而“赫尔墨斯”号此行的目的地却在相反方向。十小时之后，航母重新起锚，转入长江干流，沿着中国内陆数百英里的水道继续前行。
1931年的洪水使水位异常高涨，为“赫尔墨斯”号提供了难得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航行更加安全。异常的流速、被淹没的岸滩、沿江冲下来的障碍物，以及复杂的船舶交通，都是舰上驾驶人员必须面对的难题。
最令外国驾驶人员感到头痛的是江上来往密集的中国木帆船。英国海军军官E. H. 查瓦斯（E. H. Chavasse）曾描述中国帆船有一种令远洋水手头痛的恶习：有些帆船看见轮船迎面驶来，不但不及早避让，反而突然改变航向，试图从船首前方极近的地方横穿其航线。
查瓦斯听说，中国船民相信船舵上附着着一种妨碍船舶前进的邪祟。若能从大船的船首附近穿过，大船就能切断邪祟与船舵的联系，坠入江中。
这种解释来自外国人转述，难以查证是否真是当年长江船民的普遍信仰。但它所描写的航行场面却很真实：大量小船突然横越巨舰船首，迫使驾驶人员不断观察其动向。查瓦斯回忆，在繁忙河段，一海里江面内可能出现约50艘木帆船。
“赫尔墨斯”号逐段上行，沿途夜间停泊。9月3日，它来到九江附近，航海人员注意到江水流速已达三至四节。此前由洪水造成的破坏，也随着大量漂浮物不断呈现在舰上人员眼前。
第二天，航母继续航行。舰上的炮组与机枪人员纷纷进入戒备岗位，防备江岸武装向舰上射击。那时长江两岸的政治军事局势仍十分混乱，地方武装、军阀残部和盗匪仍在活动；外国海军军官往往将难以识别的武装人员笼统称作“匪徒”。
9月5日，星期六下午3时，航母终于在汉口江面上抛锚。从8月31日进入吴淞口算起，整段航行持续了约五天，平均航速约14节。英国海军此前曾多次派大型巡洋舰上驶汉口，但航空母舰出现在长江中游仍然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赫尔墨斯”号并未马上投入协助救灾当中。它执行的第一项任务仍是传统的护航。
9月7日，航母组建了7支武装护卫队，轮番将他们派往要护送的长江航船。第一艘有明确记录的船只是怡和洋行所属的“祥和”号（SS Siang Wo），此后又有多艘商船接受类似保护。毕竟过于庞大的航母并不适合直接沿江巡逻，这种方式应对低烈度的护航任务更有效率。
9月12日，航母在国际救灾协助中的任务终于有了明确的安排。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救济水灾委员会主席宋子文正式向英国中国舰队总司令霍华德·凯利（Admiral Sir Howard Kelly）提出请求，希望使用“赫尔墨斯”号搭载的侦察飞机调查洪水造成的灾情。
早在成立之初，救灾委员会就已经将航空调查列入计划。洪灾已经淹没大片村镇和农田，许多道路与通讯线路中断。地面调查人员难以进入某些地区，灾区的实际范围与人口损失也难以迅速统计。飞机则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越过广阔的受灾地区，观察堤防决口、洪水分布和交通中断的情况。
“赫尔墨斯”号提供了现成的技术条件。它拥有训练有素的航空人员，以及随时能从江面起飞的舰载飞机。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航空侦察原本是寻找敌舰、观察海面和支援舰队作战的手段；现在，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于观测洪水如何淹没了中国的土地。
然而，航空调查并没有立即开始。尽管宋子文已提出请求，湖北地方当局仍迟迟不愿批准英国军机飞行。英国人足足等待了约两周。
英国长江高级海军军官、海军中将科林·麦克莱恩（Colin MacLean）对此极为愤怒：
依我看，湖北省政府根本不把水灾救济当回事。在他们眼中，洪水简直是上天仁慈的安排，能够替他们清除过剩的人口；而他们对救灾唯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如何从赈灾款项中贪污。
随着长江秋季水位下降，供“赫尔墨斯”号行动的窗口已愈发狭窄。最终，一位美国飞行家的到来打破了僵局。
9月29日，汉口当地报纸宣布，世界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将与妻子安妮·莫罗·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h）一同飞往汉口，帮助调查洪灾。
林德伯格是1927年首次独自完成不着陆横越大西洋飞行的英雄。1931年，他与安妮驾驶洛克希德“天狼星”号（Lockheed Sirius）水上飞机进行跨北太平洋及亚洲的长途飞行。夫妇二人于9月19日抵达南京，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提供飞机及航空调查技术的建议。蒋介石和宋子文会见了他们并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救灾委员会随后与他们商议具体任务。
英国海军史研究者认为，林德伯格引发的新闻关注或许给湖北地方政府施加了压力。随着林德伯格即将抵达汉口的消息公布，此前延续约两周的飞行许可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但这只是英国研究者的猜测。而从中国官僚的视角推测，这更可能是因为，救济水灾委员会此时已经协调了更加专业的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实施航空调查，湖北地方官面对远道而来的英国海航不知如何安置，也没有权限令其参与中方航空调查，只得拖延下去。
四、草草收尾的航空调查
9月30日，星期三下午，林德伯格夫妇驾驶“天狼星”号降落在汉口长江江面上。
“赫尔墨斯”号主动提议担当林德伯格在汉口的航空基地。对于一架原本依靠浮筒在水上起降的飞机来说，洪水期间的长江并不是理想的停泊地点。猛烈的水流随时可能使机体失去控制，而“赫尔墨斯”号宽阔的飞行甲板则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存放空间。“天狼星”号先被系泊在“赫尔墨斯”号舰尾，随后，英国水兵利用航母的起重机将它吊上了飞行甲板。
10月1日，航空调查正式开始。
“赫尔墨斯”号放飞了两架属于第440飞行分队（No. 440 Flight）的费尔雷IIIF型侦察机。这是一种单发双翼舰载机，能够执行观测、摄影和远距离巡察任务，原本用于海军侦察和舰炮校射，如今则被用于调查洪水分布。
林德伯格夫妇也驾驶自己的“天狼星”号起飞。“天狼星”号是一种单翼单发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其外观远比英国双翼舰载机要现代，且拥有对洪水观测任务而言极有价值的巨大续航力。英国水兵将他们的飞机吊入江中，飞机发动引擎，驶离航母，再在水面滑行起飞。
但仅仅一天之后，飞行任务就出现了严重事故。
10月2日上午9时45分，英国水兵再次将 “天狼星”号吊放到长江江面上。由于水流湍急，水中的飞机难以保持固定位置；飞机还连接着吊钩，它既受到起重机的牵引，又受到水流和自身发动机推力的作用，变得难以保持平衡。
为了使飞机接触水面后顺利向前运动、与航母脱钩，林德伯格需要适当地提高发动机功率。但他没有控制好时机。机身在江流的推动下突然转向，横在水中，随后，左翼触及江面，整架飞机迅速倾覆。
林德伯格和安妮被抛入水中，幸运的是，英国海军早已安排了救援艇待命。参与洪灾调查的中国医生金宝善（Dr. P. Z. King）当时也在飞机上，并在事故中获救。
栽倒在水里的“天狼星”号依然挂在起重机的吊钩上。“赫尔墨斯”号立即组织打捞。水兵们设法扶正受损飞机，利用起重机将其重新吊回飞行甲板。上午10时35分，飞机终于被安全收回。英国人员检查了飞机的情况。损伤并不特别严重，但“天狼星”号采用木质机身，而英国舰载机采用金属结构，航母无法提供合适的备件。林德伯格夫妇的调查飞行被迫中断。
后来在报告中，麦克莱恩对夫妇二人的姿态给予了很高评价。林德伯格主动承认自己在吊放操作中判断失误；安妮则以一句玩笑缓和了气氛。她说自己一向小心饮水卫生，只喝蒸馏水，连刷牙也要用消毒水，这次落入长江，却一次吞下了仿佛一加仑的江水。
本次事故并没有影响英国海军的航空工作。10月2日，“赫尔墨斯”号的另外两架舰载机仍然完成了当天的灾区巡察任务。但英国海航的洪灾调查也就到此为止。
次日，“赫尔墨斯”号结束了在汉口的停留。它顺流而下，于10月6日回到吴淞口。它还顺道运回了林德伯格夫妇及其受损的飞机。“天狼星”号被从航母飞行甲板卸入驳船，随后安排运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修理厂。
英国研究者称，“赫尔墨斯”号离开汉口并非因为林德伯格的航空事故，而是早已计划返回。进入10月，长江水位已经回落，汉口段已进入退水阶段。半个月前，日本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东亚局势陡然紧张。让中国站唯一的航空母舰返回大海确有必要性。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赫尔墨斯”号的洪灾调查显然是虎头蛇尾。尽管得到了宋子文的请求，但在被拖延半个月后，他们只完成了2天4架次的飞行，任务便宣告结束，所具体取得的成果相当可疑。
1933年，国民政府出版了《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作为1931年国际救灾行动的最终报告。报告承认了林德伯格与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帮助，但也明确指出，承担主要工作的仍是中方机构：
此图先由本会委托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工程师及陆军绘图处从事测量，又得美国林德柏上校夫妇及英国海军航空队之助，绘制最为详密。在第一次测量受灾最重区域，面积约八万八千方公里（合三万四千平方英里），较轻区域面积约两万方公里（合八千方英里）。而河南省及安徽省北部尚未列入。至第二次测成，始将前二省加入，最后统计，最重区域为十六万九千方公里（合六万五千方英里），较轻者至少为一万二千五百方公里（合五千方英里）。
其后的“灾情测量”之“飞机测量”一节，更是明确表示灾区测量基本上是由委员会下辖的测绘人员独立完成的：
本会鉴于我国中部各省灾区广大，非用飞机空中测量，无以知地面淹没之范围，乃租定飞机一架，飞驶江淮流域。根据参谋本部陆军地图，先选地面较显之标志，如城垣、高塔、河流等，绘入图中，作为基点。然后凭飞行之速率、罗针之方向，沿洪水边缘前进，一日之间可测八千方英里。所有江淮流域以及洞庭、鄱阳两湖各灾区，仅费九日之功，测量完竣。旋即根据测量成绩，绘制面积广大之灾区地图。若以寻常陆地测量方法行之，则恐需时至久，费用不赀矣……
中方机构在航空测绘方面其实比英国舰载机和林德伯格更加专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在1930年秋便举办过航空测量研究班，聘用德国、瑞士方面的教官和技术设备；至1931年8月，又正式建立航空测量队，顺利完成了此项工作。
“赫尔墨斯”号舰载机2天4架次的飞行至多只能测绘巨大受灾区域的一小部分。对于实质性的灾情测绘工作而言，它的贡献很可能只有锦上添花，乃至于象征性的意义。
尾声：“黄金十年”之一瞬
此次航行不久之后，时任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霍华德·凯利上将对1931年9月远东局势有如下评论：
即使对于向来少有平静日子的中国舰队而言，九月也是一个格外多事的月份。
英国新政府上台及其随之推行的财政紧缩措施；广东军队向南京进逼，预示着长江流域可能出现更大的动荡；长江水位开始回落，而汉口也可能因此发生骚乱；大西洋舰队中的不安局势；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以及英镑脱离金本位——这一变化对于以银元领取薪饷的舰上官兵有着严重影响。所有这些事件，都需要我们给予最为密切的关注。
南京政府眼中局势评估显然更加灰暗。长江洪灾尚未结束，关东军已占领满洲，内战也仍在持续。但较之日后真正残酷的年代，1931年的挑战便又不再刺眼。
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十年常被称为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经历了连年战乱后，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财政、交通、工业、教育与公共行政逐步走向现代化。国际地位也随着外交谈判和不平等条约的修订而有所改善。
本文涉及的两大主题，即1927~1931年英国海军在华活动与1931年长江洪灾国际协作，恰好呈现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项变化。前者表现着中国与西方从对立走向逐步和解和合作，后者则体现出其国家能力在西方帮助下所获得的成长。
1931年的长江救灾后来成为南京政府向国际社会宣讲其进步成就的重要案例。面对横跨数省、波及数千万人的空前水患，政府协调多方资源，第一次按现代国际标准实施了救灾。仅看航空测绘洪水这一项工作，便足以证明中国所取得的进步。
然而局部的高标准难以掩盖更广泛存在的匮乏、妥协和文过饰非。救灾资金基本来自外国借款；行政体系虽能制定宏大的计划，执行层面却满是漏洞。南京强调其救灾体系的效率和工程成绩，灾民的生命与生活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救济。民国政府已具备现代国家的某些能力，但还远远不够。
同一时期的英国政府及其海军也面临类似的窘境。面对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它既不愿为维护每一项旧日特权而诉诸武力，又不肯轻易放弃这些特权。这与中方的既想废约又有求于西方的态度出奇相似。于是双方只能勉力维系这种既不愉快又无法摆脱的关系。
“赫尔墨斯”号的汉口之行是用善意姿态维护这种复杂关系的新尝试。昔日以炮舰维护条约特权的英国海军，试图用航母和飞机向中国政府示好。但糟糕的沟通、缺失的信任，最终让这次意图良好的行动尴尬结束。
1931年9月，当“赫尔墨斯”号仍停泊在洪水未退的长江上时，日军已经在满洲发动战争。彼时，这场危机尚未完全显露它将如何改变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
“赫尔墨斯”号在中国站继续服役至1933年6月，然后回国大修。1934年底，它再次担当中国舰队的航空母舰，直至1937年春结束最后一次远东部署，而后转入预备役。
它再次服役已是1939年战争爆发。那时它已过于陈旧，只能在遥远的非洲、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
它再次驶向东方时，远东已然陷落。1942年4月9日，这艘曾浸泡在长江洪水中的陈旧航母，最终于在锡兰沿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
参考文献
Jonathan Parkinson, “H.M.S. Hermes: China Station, 1930/33,”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3 (2003).
David Hobbs, British Aircraft Carriers: Design,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Histories. Barnsley: Seaforth Publishing, 2013.
Park, Kyungsuk, “Relief of ‘Great Flood Disaster in 1931’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eign Personnel and Overseas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no. 130 (2021)
“Oper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on the Yangtze River—September, 1926, to June, 1927,”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54, no. 4 (April 1928).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Sir A. Chamberlain’s Statement,” February 21, 1927, Hansard, vol. 202, cc. 1367–1371.
H. Owen Chapm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 London: Constable, 1928.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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