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军元帅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John Arbuthnot Fisher，1841—1920）通常因无畏舰革命和英国海军现代化而为人所知。但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海军改革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从舰艇建设和军官培养，到陆海军预算分配、国家防务战略乃至帝国外交政策，费舍尔的改革不断触及英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尤其在1904年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以后，他逐渐从一名热衷技术革新的海军军官，变成能够直接影响内阁政策、政党斗争和公众舆论的政治人物。

费舍尔的立场很难用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简单标签概括——

他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深信英国的繁荣与安全取决于皇家海军的绝对优势，却又不愿维护传统海军制度；他忠于君主制，与王室关系密切，却公开支持自由党削弱上议院的政治权力；他重视技术、能力和行政效率，倾向打破既有的职业等级，同时又极度推崇个人权威，对集体决策和官僚程序缺乏耐心。他一再声称自己超越党派，实际上却具有明显的自由党激进派倾向，并曾为了海军政策主动介入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这并非完全来自他反复无常的性格，而是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社会和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

费舍尔的政治观念虽然经历过多次转变，其核心却相当稳定：他相信，大英帝国只有不断改革才能维持既有的世界地位，而所有改革最终都必须服务于英国的海上霸权。

一、海军传统中的异端

费舍尔1841年出生于英属锡兰，父亲是一名退役英国陆军军官，后来经营咖啡种植园。家庭虽然拥有军官阶层的身份和一定的上层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却并不宽裕。费舍尔六岁便被送往英国，与父母长期分离，直到1854年十三岁时进入皇家海军。

费舍尔家族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却远非富裕的英国上层家庭。费舍尔后来得到海军任职机会，主要得益于教母霍顿夫人及海军将领威廉·帕克的帮助。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既熟悉英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又亲身经历过缺乏经济保障的生活。

费舍尔的海军生涯始于一场巨大变革的前夜。19世纪中叶的皇家海军仍然保留着风帆时代的组织形式，军官的航海经验和社会身份受到高度重视，严格的等级制度与严酷的舰上纪律被视为理所当然。

费舍尔最初服役的“加尔各答”号还是一艘没有蒸汽动力的木质战列舰。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证明，蒸汽动力、装甲和新式火炮即将彻底改变海上战争。

费舍尔很早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技术兴趣。他先后参与火炮、鱼雷和舰队训练等领域的工作，对新技术表现出极强的接受能力，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近乎固执的观念：

任何制度和装备，只要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废除。

费舍尔后来回忆，年轻时自己曾提出取消军舰上过时的桅杆和风帆，却因此遭到海军高层斥责，甚至影响了晋升。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与伽利略受教会迫害相提并论：

“仿佛他们能够阻止地球继续转动一样！”

其实，他在海军内的晋升极快。1860年晋升代理海军上尉，1869年升任海军中校，1874年成为海军上校，此后历任多艘军舰舰长、朴次茅斯“卓越”号炮术学校校长及海军军械总监等职务，在此过程中被公认为海军最具才华的军官之一。1890年晋升海军少将后，他于1892年出任第三海务大臣，负责舰艇设计、建造及技术装备，1896年晋升海军中将，次年担任北美及西印度群岛舰队司令，并于1899年获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跻身皇家海军最高领导层。

在这一时期，费舍尔尚未形成明确的政党立场，其政治观念主要围绕帝国主义、海军至上与技术改革。他持有一种鲜明的基于品德和专业的人才观念：现代海军不能继续依赖传统身份、资历和习惯，而必须由真正理解新技术的人来领导。

这种观念使他与海军内部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也为他后来支持某些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联系。但费舍尔始终没有成为平等主义者，他反对的是妨碍效率的等级，而不是等级本身。恰恰相反，他相信优秀领导者应该拥有足够的权力，以便迅速清除改革障碍。

二、以恐怖维持和平

1899年，地中海舰队司令任上的费舍尔作为英国海军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参与国际政治。

会议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旨在讨论限制军备、和平仲裁和减轻战争残酷程度等问题。英国政府派遣费舍尔参加，自然希望他代表皇家海军的利益，也期望他的未来视野有助于参与会议。

费舍尔对于国际裁军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在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下限制海军力量，只会损害英国赖以维持安全的军事优势。

他心底深处的念头更是与会议主题完全相反。在会议间隙，他经常向记者发表极其强硬的言论。与他关系密切的记者威廉·斯特德记录道，费舍尔曾嘲笑人们试图使战争变得文明的努力，宣称战争的本质就是暴力，而战争中的温和则是愚蠢。

“战争人道化！这简直就像谈论如何使地狱变得人道一样荒唐！”

他甚至以极端夸张的方式描述英国应当如何对待敌人。费舍尔声称，英国应该让国内外都清楚知道，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将立即投入全部力量，抢先打击敌人，即使对手已经倒地也继续攻击；如果俘获战俘，就把他们放进滚油中煮，并折磨敌国的妇女儿童。他认为，如果潜在敌国相信英国真的准备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就会因为恐惧而避免与英国开战。

这些言论使费舍尔获得了好战者的名声，但他并非热衷战争。他反复宣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和平，而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一支令任何敌人都不敢挑战的皇家海军。

在他看来，战争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某一方相信自己可以冒险取得胜利。如果英国能够清楚展示发动决定性打击的能力，战争就可以被威慑在爆发之前。这种观念后来贯穿了他的战略思想。

不过，他在会议期间的实际表现比其后来广为流传的激烈言论克制得多。在讨论俄国提出的军备限制建议时，他甚至通过一次投票，帮助俄国代表避免提案遭到直接否决。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这些建议能够真正落实，却仍然能够理解外交场合维护各方体面的必要性。

海牙会议充分展示了费舍尔的政治手腕。他既能够在正式会议上表现得圆滑克制，又能够利用新闻界传播极具冲击力的个人观点。费舍尔很清楚，公众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了解不仅来自政府文件，更受到报刊舆论的影响。此后，他越来越熟练地利用这种力量为海军政策服务。

三、国家防务与财政改革

1902年以后，费舍尔开始进入英国国防决策的核心。他在担任第二海务大臣期间推动军官教育改革，随后又参与了重新组织英国国防管理制度的埃舍尔委员会。1904年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他终于获得机会，将长期酝酿的改革付诸实施。

费舍尔推动的海军人事改革，核心是打破维多利亚时代皇家海军依赖资历、传统身份和专业等级的制度，建立更加重视技术能力、专业训练和战斗效率的人员体系。

过去，舰艇指挥军官、轮机军官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沿不同渠道培养，社会地位与晋升机会也存在明显差异。费舍尔推行的新制度实行共同招生与基础教育，使军官从职业生涯早期便接受统一训练，再逐步进行专业分流，以适应机械化海军对技术知识的要求。

费舍尔推动改善水兵的薪酬、伙食和职业地位，并为部分准尉开放晋升委任军官的途径。他还设立机械技师（Mechanician）等新职级，为锅炉司炉人员提供新的技术晋升渠道，并建立少年机械工培养体系，以满足现代舰艇对轮机技术人员的需求。

费舍尔强调实际能力、工作表现和专业素质，反对仅凭资历获得重要职位。他积极提拔年轻且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同时通过退休、调职等方式清理被认为不适任的高级人员，使舰队领导层逐渐年轻化。

不过，这种高度依赖个人判断的任用方式也引发了偏袒亲信、排斥异己的批评。他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完全实现最初设想的专业融合：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共同培养很快遇到实际障碍，轮机与指挥军官之间的职业界限也未彻底消失。

这一时期的费舍尔不仅关心怎样建造更先进的军舰、如何为军舰配置更合适的官兵，也开始形成一套关于英国国家防务和财政政策的完整构想。

他认为，英国不同于法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大陆强国。英国的安全依赖海洋屏障，其帝国则通过海上交通线维系。因此，皇家海军才是国家防务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只要英国能够控制海洋，敌国便无法成功入侵本土，也难以切断英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这种海权思想导致他长期反对英国陆军要求扩充本土防御兵力的主张。

1903年，费舍尔曾在私人通信中提出一项相当大胆的财政与军事改革方案：

“我的设想是，陆军预算只保留2300万英镑，海军预算为3700万英镑，所得税则降至每英镑三便士。”

他设想大幅削减正规陆军，将本土防务交给各郡民兵，只保留一支较小的海外远征军，并利用驻印度军队承担帝国防务的部分任务。

费舍尔认为，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意味着英国在重复欧洲大陆国家的战略模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忽视了英国独特的海洋优势。布尔战争期间英国陆军消耗了巨额经费，却没有取得与投入相称的军事表现，更加深了他的这一判断。

他甚至设想，在战争爆发时，可以将部分陆军士兵直接编入海军舰艇，承担搬运弹药和其他辅助工作，以解决海军后备人员不足的问题。这样既能够提高军事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减少海军单独维持大量后备人员的成本。

不过，这种海军至上的防务观念也使费舍尔与陆军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1903年以后，随着英国开始重新讨论本土入侵威胁及帝国国防组织，费舍尔与陆军将领威廉·尼科尔森等人的关系逐渐恶化。双方都认为对方夸大了本军种的重要性，并试图争夺有限的国家预算。

费舍尔与陆军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至1910年从第一海务大臣任上辞职。在他任职期间，海军的战争计划一直拒绝与陆军和内阁同步，他一直以此作为维护海军独立性的手段，也因此饱受非议。

事实上，费舍尔的财政改革计划并不只是与陆军争夺经费。1904年以后的海军改革还伴随着大量旧舰退役和舰队重新部署。费舍尔相信，与其继续维持一支遍布全球、规模庞大却包含大量过时军舰的舰队，不如集中资源发展真正具有作战价值的现代舰艇。

然而即便在海军内部，一旦将这种技术改革转化为政治政策，他便不可避免地触及各地海军基地、传统军官集团及国防预算的既有利益。

四、在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

费舍尔的大规模改革首先得到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贝尔福首相和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都认可海军现代化的重要性，并愿意为他提供必要的政治保护。

1905年底，自由党取代保守党执政，政治环境随之发生变化。保守党内部有不少人担心，新政府会以削减军费为主要目标，破坏英国既有的海军优势。但对费舍尔而言，政权更迭并没有立即造成不利影响。

他与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建立了友好关系，而新政府也继续支持他的工作。1905年12月，财政部还同意给予费舍尔特殊待遇，提高他的半薪收入，以表彰其在海军改革中的贡献。

这种关系并非偶然。费舍尔虽然在帝国安全和军事政策上十分强硬，但在国内政治上却具有一定的左派倾向。他并不认同保守党维护传统等级和既有制度的某些政治立场，也对自由党试图改革国家财政和行政机构抱有好感。不过，费舍尔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属于某个政党。

然而，随着他与贝雷斯福德勋爵之间的矛盾全面爆发，费舍尔的改革逐渐成为激烈政治争论的焦点。

贝雷斯福德同样是英国海军中极具声望的人物，拥有丰富的舰队指挥经验，并善于通过新闻界和政治关系扩大自己的影响。两人在20世纪初曾经合作，共同要求加强地中海舰队，但随着费舍尔获得更高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贝雷斯福德反对费舍尔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也不满意某些舰队组织和战略安排。他的批评逐渐获得部分海军军官及保守党报刊的支持。费舍尔则将贝雷斯福德视为海军旧势力的代表，认为他利用政治影响力破坏海军改革，并试图削弱第一海务大臣的权威。

保守党及部分海军传统派批评他的舰队缩编政策削弱了帝国在海外的存在，另一些军官则反对他对人员晋升、教育和舰队指挥体系的调整。费舍尔则将这些反对意见视为既得利益集团试图保护旧制度的表现。

“海军部像一头趴在泥潭里的河马，一动不动！”

双方的争论逐渐超出专业范围，演变为保守党媒体、自由党政府、海军军官和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政治斗争。

1906年10月，他受到保守党报刊指责，被认为迎合自由党首相坎贝尔-班纳曼。费舍尔向王室官员弗朗西斯·诺利斯解释时，引用诗句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自己一直支持两大政党中对海军最有利的一方。

然而，费舍尔实际上对自由党抱有明显好感。1908年，他与自由党内阁中的劳合·乔治、丘吉尔维持密切关系，两人当时都是主张限制军事开支、扩大社会改革的主要人物。他后来甚至在1912年致埃舍尔的信中，把保守党形容为既无可救药又愚蠢。

1909年，阿斯奎斯政府不得不组织正式调查，以处理海军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费舍尔最终在主要问题上获得支持，但这场争论已经严重损害海军内部的团结。他的改革虽然提高了部分技术与组织效率，也造成了长期的人事敌意。

费舍尔的政治才能与他的政治缺陷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能够运用个人魅力、王室关系和政治盟友突破改革阻力，却也倾向于把不同意见视为针对自己的敌意，进而使专业争论演变为难以调和的私人冲突。

六、1909年海军恐慌

1909年的海军恐慌是费舍尔政治生涯中最能体现其思想矛盾的一个事件。

1906年以来，自由党政府持续寻求压缩军费，希望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改革。费舍尔起初也支持以技术现代化降低海军支出，但德国海军的持续扩张使他逐渐改变了观点。

当时英国政府担忧德国可能加快无畏舰建造速度，国内出现要求大幅增加新舰数量的政治运动。保守党及其支持者猛烈批评自由党政府削减军备，宣传英国海军优势正面临危险。

自由党内阁本身也存在严重分歧。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希望限制海军预算，以支持养老金及其他社会改革。海军大臣麦肯纳、外交大臣格雷等人则认为，必须立即增加新型战列舰数量，才能确保英国对德国的优势。

费舍尔最初曾经支持财政节约政策，但随着德国造舰计划持续推进，他逐渐认为继续削减新舰建造数量将产生危险。1908年，费舍尔与劳合·乔治、丘吉尔的关系依然密切。但与此同时，费舍尔大力推动海军大臣麦肯纳争取更多无畏舰建造经费。

这一立场甚至让他的同僚感到困惑。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斯莱德在1908年7月的日记中记录，费舍尔似乎一方面看好劳合·乔治的政治前途，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支持加强海军的内阁成员决裂。

费舍尔一直认为，技术改革可以使英国以较低成本保持海军优势。但当德国开始建造与英国新式无畏舰相抗衡的军舰时，英国就必须维持足够的建造数量。他不能接受为了财政节约而使英国在新一代主力舰竞争中失去优势。

1909年，英国围绕德国造舰速度爆发激烈争论，保守党及支持海军扩张的媒体不断批评自由党政府削减军费。费舍尔本人也受到攻击，被指责过去几年过分迎合政府的节约政策，导致英国海军优势遭到削弱。他随即坚定支持麦肯纳争取增加战列舰建造数量。最终，自由党政府批准了1909—1910年度八艘无畏舰的建造安排。

这场争论揭示了费舍尔政治立场的优先顺序。他虽然同情自由党改革派，也赞成以节约军费支持国家财政改革，却绝不愿为此牺牲英国的海军优势。

当技术改革和财政节约能够同时维持海军优势时，他支持节约；当他认为节约政策会损害海军力量时，便转而要求增加预算。无论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执政，这条原则都基本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费舍尔在政治操作中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他一方面批评保守党利用德国威胁进行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又通过私人通信和政治关系争取海军建设所需的资金。

费舍尔可以同时是一名国内政治上的自由党同情者，以及军事政策上的坚定扩军派。在当时的英国政治环境中，两者并不必然矛盾。

六、宪政改革支持者

1910年从第一海务大臣任上退休以后，费舍尔的政治观点反而更加鲜明。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争论，是自由党政府与保守党控制的上议院之间的宪政危机。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包含新税收措施的“人民预算”，试图为社会改革提供财政来源。上议院否决预算后，英国政坛爆发激烈争论。自由党政府随后推动限制上议院否决权的《议会法》，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

费舍尔在这一问题上明确站在改革派一边。1910年4月25日，他致埃舍尔勋爵的信中，谴责上议院保守党永久多数的“无法容忍的专横统治”。他认为，一个长期由单一政党把持的上议院，实际上扭曲了英国议会政治的权力结构，使自由党即使在下议院赢得选举，也难以有效实施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费舍尔本人于1909年获封男爵，成为英国贵族阶层的一员，却并没有因此维护上议院的既有政治特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费舍尔主张全面的政治平等。他仍然忠于君主制，也并不支持废除贵族制度或实施激进的社会变革。他的改革主张主要针对的是有碍国家政治运作的制度。

他与爱德华七世保持长期而密切的私人联系，利用国王对海军事务的兴趣，为自己的改革争取支持。通过埃舍尔勋爵及王室幕僚，他还能够直接了解政府内部的政治动态。

这种态度与其海军改革颇有相似之处：传统制度并非天然不可侵犯，如果它妨碍国家正常运转，就应当接受调整。

七、改革同盟及其破裂

1911年10月，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费舍尔重新获得了影响海军政策的重要机会。

两人早在1907年便建立亲密关系。丘吉尔欣赏费舍尔对海军技术发展的远见，费舍尔则认为丘吉尔具有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的行动能力，能够推动大胆的军事改革。

他们之间的合作并非完全没有分歧。1909年，丘吉尔曾经站在反对扩大海军预算的一方，而费舍尔则积极支持增加无畏舰数量。但双方的关系并未因此永久破裂。

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后，频繁与已经退休的费舍尔讨论新型战舰、燃油动力、海军战略和组织改革。费舍尔虽然不再正式掌握海军部权力，却通过私人关系重新进入决策过程。

这种合作反映了他对政治领导方式的偏好。他希望找到一位能够理解技术创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海军大臣，而不是只能依照惯例行事的行政官员。

然而，两人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对权力的使用也都相当积极。费舍尔相信海军专业问题应当由海军专家主导，丘吉尔则认为政治领导者有权直接干预军事规划和行动。

这种矛盾在和平时期尚能依靠私人关系加以缓和，但战争爆发后便逐渐变得难以控制。

1914年10月，费舍尔重返海军部，再次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最初，他与丘吉尔仍然合作推动造舰和军事行动，但两人的战略重点很快发生冲突。

费舍尔希望将海军力量集中在北海，并考虑通过波罗的海方向威胁德国本土。他尤其担心德国潜艇迅速发展的威胁，不愿让大量主力舰长期消耗在次要战区。丘吉尔则积极支持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希望通过海军攻势改变战争的整体局势。

费舍尔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土耳其。1915年1月初，他曾支持迅速发动大规模联合行动。然而，当计划逐渐发展为长时间的海军炮击和增援行动以后，他开始担心大量舰艇与人员会被投入一场没有结果的消耗战。

他对丘吉尔的不满不断加深。他认为丘吉尔过度干预海军部具体工作，迫使各部门不断向达达尼尔海峡调拨舰艇和资源，使英国海军无法集中力量应对更重要的北海战局。1915年5月13日，费舍尔致信首相阿斯奎斯，表示自己已经难以继续忍受这种状况。两天后，正式辞职。

这次辞职迅速演变为英国政治危机。

费舍尔不仅与自由党政府内部的重要人物联系，还向保守党反对派领袖博纳·劳通报了自己对达达尼尔海峡行动的判断。他甚至将丘吉尔视为当前战争中的严重危险，要求政治领导层尽快将其撤换。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丘吉尔都必须走！立刻！”
W.C. MUST go at all costs! AT ONCE.

这与费舍尔此前自称超越党派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他长期与丘吉尔保持亲密关系，却在认为海军政策受到威胁时，主动转向保守党反对派寻求支持。

费舍尔在危机中的责任同样不能被忽视。他此前参与过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的讨论，也曾对部分行动表示支持。他在正式辞职后，却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贯反对错误战略、被政治领导人忽视的海军专家。他的叙述与真实决策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1915年的危机因此成为费舍尔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一次矛盾：一个宣称维护军事专业独立的人，最终采取了高度政治化的手段；一个长期支持自由党改革的人，又借用保守党反对派之手，促成了自由党政府的大改组。

八、失意的晚年

1915年辞职以后，费舍尔始终希望重新获得领导英国海军的机会。

同年6月，他接受贝尔福的邀请，出任海军发明与研究委员会主席。该机构集合了英国多位重要科学家和工程师，试图利用科学研究解决潜艇探测、海军武器和其他技术问题。

但他并不满足于担任一个主要负责研究协调的职务，希望继续直接影响海军战略、造舰政策和战争指挥，因此与海军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些军官怀疑他试图利用委员会重掌权力，甚至讽刺地将这一机构称为“阴谋与报复委员会”。

费舍尔仍然相信，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位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推动行动的领导者。但他在任时形成的高度个人化的管理方式，却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争对行政协作的要求。

1917年，他曾主动要求担任第三海务大臣，希望重新参与反潜和造舰工作，但遭到此时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杰利科拒绝。这次拒绝使他与昔日亲密的盟友关系严重恶化。

此后，费舍尔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通信提出战争建议，批评现任海军领导层缺乏远见，并不断强调如果自己能够重新获得权力，便能够迅速改善战局。

他仍然主张发动能够直接威胁德国海军和本土的大规模两栖战役，试图迫使德国公海舰队决战，并通过控制波罗的海改变战争进程。这些建议大多停留在私人通信和政治游说层面。

战争结束后，费舍尔于1919年出版《回忆录》和《记录》，通过大量旧信件重新解释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他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强调自己在技术和战略上的预见性，并将许多未能实现的计划归因于政府的犹豫、官僚机构的保守和自己过早离职。这些文字明显带有晚年自我辩护的色彩。

费舍尔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仍然信奉海军至上、技术进步和强势领导，只是随着实际权力的丧失，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个人历史地位的辩护。

结语

纵观费舍尔的一生，他虽然是自由党中左派和宪政改革的同情者，却并没有更宏大和激进的政治图景。他的政治行动始终围绕一个根本问题展开：如何在技术、社会与国际秩序迅速变化的时代，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世界地位？

这解释了为什么费舍尔能够先后与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合作，又不断与两党政治人物发生冲突。在他看来，政治人物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是否理解英国的海洋战略，能否支持皇家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是否愿意让有能力的人迅速采取行动。

这种观念给予他超越党派的政治灵活性，却也使他难以接受其他人对国家利益的不同判断。随着职位和声望不断提高，他越来越习惯将自己的专业意见等同于国家利益，并将反对意见视为对改革和海军安全的威胁。

他最成功的时候，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帮助英国海军突破旧制度；而他最失败的时候，同样是这种个人意志使他无法与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者保持有效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费舍尔既是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改革倾向的海军现代化推动者，也是一名坚定维护英国传统帝国地位的军事精英。他愿意推翻几乎所有妨碍海军效率的传统，却从未真正怀疑英国需要继续拥有无可匹敌的海上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Mackay, Ruddock F. Fisher of Kilverst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Marder, Arthur J., ed. Fear God and Dread Nought: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Vol. I, The Road to Power, 1854–190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Marder, Arthur J., ed. Fear God and Dread Nought: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Vol. II, Years of Power, 1904–191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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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John Arbuthnot. Memorie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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